景祐三年(1036)，范仲淹在“权知开封府”任上，将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幅《百官图》，上送仁宗，指斥吕夷简专权，用人唯私。不久，又进《帝王好尚论》、《选贤任能论》、《近名论》、《推委臣下论》四论，讥诋时政。五月，吕夷简指控范仲淹“越职言事，荐引朋党，离间君臣”，仲淹不屈，上章辨诉，言词激烈，而吕夷简按上的“朋党”罪名终于打动了宋仁宗，范仲淹被落职知饶州，余靖、尹洙上言直范仲淹，欧阳修写信谴责右司谏高若讷不为范仲淹主持正义，三人均受牵连被贬，在西京洛阳的蔡襄作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，“四贤”誉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，“一不肖”刺高若讷，流传极广，有人上书请朝廷追究，韩琦弹劾上书者混淆视听。这场政争，被称为“范吕党争”。大治朋党，由此发端。

庆历三年(1043)，范仲淹由西北前线进京参政，时杜衍任枢密使，富弼为副使，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的韩琦代范仲淹宣抚陕西，欧阳修、王素、余靖、蔡襄等人为谏官，范仲淹首侣并推行新政，朝廷气象一新。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，只推行了一年多，就中途天折了，其原因甚为复杂，前贤之论备矣，而新政人物纷纷被贬出京，其重要理由仍然是“朋党”。

“朋党”，是一层人、一群人，以某种共同背景、共同利益或共同目的结成的集团，一般被看作是常常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小集团，掌控资源、朋比为奸、互相援引、党同伐异。自古如此，今犹难免。

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，对于朝廷中的小集团，当然是难以容忍的。庆历中，“吕夷简罢相，夏竦授枢密使，复夺之，代以杜衍。同时进用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在二府，欧阳修等为谏官。石介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言进贤退奸之不易，奸盖斥夏竦也。竦衔之。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，修言事一意径行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。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，目衍、仲淹及修为党人”。同年四年四月戊戌，仁宗谓辅臣同：“自昔小人多为朋党，亦有君子之党乎?”范仲淹对日：“臣在边时，见好战者白为党，而怯战者亦自为党。其在朝廷，邪正之党亦然，唯圣心所察尔。苟朋而为善，于国家何害也!”。范仲淹承认有君子之党，仁宗对此回答显然不能满意。

欧阳修又进一步加以阐发，专门写了《朋党论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?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，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，以为朋者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伪也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，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

其论与范仲淹如出一辙，而更为详尽，以下举出许多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其观点，结论是：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胴，莫如纣：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桓、灵；能诛戮青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。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、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、而称译为聪明之圣者，以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，自古为朋之多，且大莫如周，然周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夫兴亡治乱之迹，为人君者可以鉴矣。’

确实，以范仲淹为核心的这批庆历新政骨干分子，在政治上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理念和目标，形成了“朋党”，尽管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，他们自己并没有否认。只不过他们认为“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，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”。

“同心共济，终始如一”，从大的方面来说固然如此，但是由于出身背景、学养重心以及禀性修养各异，范仲淹的“朋党”之间，在共事中屡屡出现分歧、纷争，有时甚至很激烈。

应该说在庆历党人中范仲淹与韩琦是相知极深的，在他们之间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

仁宗时，西戎方炽，韩魏公琦为经略招讨副使，欲五路进兵，以袭平夏。时范丈正公仲淹守庆州，坚持不可。是时尹洙为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，一日，将魏公命至庆州，约范公以进兵。范公目：“我师新败，士卒气沮，当自谨守，以观其变。岂可轻兵深入耶! 以今观之，但见败形，未见胜势也。”洙叹曰：“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。韩公尝云：‘大凡用兵，当先置胜败于度外。’今公乃区区过慎，此所以不及韩公也。”范公日：“大军一动，万命所悬，而乃置于度外，仲淹未见其可。”沫议不合，遽还。魏公遂举兵入界，既而师次好水川，元昊设覆，全师陷没，大将任福死之。魏公遽还至半涂，而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，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：“汝昔从招讨出征，今招讨归而汝死矣。汝之魂识，亦能从招讨以归乎?”既而哀恸声震天地，魏公不胜悲愤掩泣，驻马不能前者数刻。范公闻而叹曰：“当是时，难置胜败于度外也。”

中间还夹了一位尹洙，也是著名的庆历党人。尹洙受韩琦之命，约范仲淹进兵，范仲淹不同意，尹洙一点也不客气，直说范仲淹在这方面不如韩琦，韩琦说“大凡用兵，当先置胜败于度外”，而范仲淹则认为“大军一动，万命所悬”，不可将胜负置之度外。后来韩琦兵败，“不胜悲愤掩泣，驻马不能前者数刻”，范仲淹叹息说“当是时，难置胜败于度外也”，这话讲得够厉害的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他们在西北战场上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直到后来，范仲淹对于不能一展所长遗憾不己：

公与范公在兵间最久，两公名重一时，人心归之乐为之用，朝廷倚以为重，故天下称为“韩范”。仁宗知公久劳于外，遣使密谕旨日：“卿孤立无人援荐，独朕知之，行召卿矣。”明年春，与范公同召拜枢密副使，公自请捍边，至五表，不听。既至，与范公伸前议，同决策上前，期以兵覆元昊。会夏国送款，公谋不果用，范公每恨龃龉功不就，故作“阅古堂诗》叙其事，传于世。

阅古堂为韩琦所筑，范仲淹的《阅古堂诗》云：

中山天下重，韩公兹镇临。堂上缋昔贤，阅古以儆今。……

前人何赫赫，后人岂情情。所以作此堂，公意同坚金。

仆思互元初、叛羌异千镡，王师生太平，苦战诚未禁。

赤子喂犬彘，塞翁泪涔涔。中原固为辱，天子动宸襟。

乃命公与仆，联使御外侵。历历革前弊，拳拳扫妖设。

二十四万兵，抚之若青衿。惟以人占天，不问昴与参。

相彼形胜地。指掌而蹄涔，复我横山疆，限尔长河浔。

此俘喉可扼，彼宜肉就椹。上前同定策，奸谋俄献琛。

枭巢不忍覆，异日生凶禽。仆已白发翁，量力欲投簪。

公方青春期，抱道当作霖。四夷气须夺，百代病可针。．

河湟议始行，汉唐功必寻。复令千载下，景仰如高岑。

因赋阅古篇，为公廊庙箴。

当时的争议和韩琦所受的挫折，已经被抛在一边，有的只是生死战友之情和壮志未酬的遗憾。

范仲淹与富弼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庆历新政的时候，韩琦在前线，在朝廷全力辅佐范仲淹的主要人物，就是富弼。而他们两人也不是一团和气的：

公(指范仲淹)为参政，与韩、富二枢并命，锐意天下之事。患诸路监司不才，更用杜杞、张显之辈。公取班簿，视不才监司，每见一人姓名，一笔勾之，以次更易。富公素以丈事公，谓公曰：“六丈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矣!”公曰：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!”遂悉罢之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范仲淹相当强硬，下面一个故事似乎有点不同：

庆历中，劫盗张海横行数路，将过高邮，知军姚仲约度不能御，谕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，使人迎劳，且厚遗之。海悦，径去不为暴。事闻，朝廷大怒。时范文正在政府，富郑公在枢府。郑公议欲诛仲约以正法，范公欲宥之，争于上前。富公日：“盗贼公行，守臣不能战，不能守，而使民醵钱遗之，法所当诛也，不诛，郡县无复肯守者矣。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，不可释也。”范公日：“郡县兵械足以战守，遇贼不御而叉赂之，此法所当诛也。今高邮无兵与械，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，然事有可恕，戮之恐非法意也。小民之情，得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，理必喜之，而云欲食其肉，传者过也。”仁宗释然从之，仲约由此免死。既而富公愠曰：“方今患法不举，而多方沮之，何以整众?”范公密告之目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，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轻坏之?且吾与公在此，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?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，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，它日手滑，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。”言公终不以为然。及二公迹不自安，范公出按陕西，富公出按河北，范公因自乞守边。富公自河北还，及国门，不许入，未测朝廷意，比夜彷徨不能寐，绕床叹日：“范六丈，圣人也!”。

高邮知军姚仲约赂盗求全，富弼主张诛仲约以正法，范仲淹欲宥之，争于仁宗之前，仁宗从范仲淹，富弼怒日“方今患法不举，而多方沮之，何以整众”，话说得够重的。范仲淹跟他讲掏心窝的话，已经说到了“且吾与公在此，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”的份上，真有点像“朋党”了，富弼仍然不以为然。一直到发现皇上对他不是绝对信任的时候，才佩服范仲淹的虑事深远。

作《庆历圣德诗》的石介，也被人视为范党的一员，但范仲淹对他的行事方式并不认同：

石守道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忠邪太明白，公(指韩琦)与范公适自陕西来朝，道中得之，范公拊股谓公曰：“为此怪鬼辈坏了。”公日：“天下事不可如此，如此必坏。”

韩范称石介为“怪鬼”，尖刻得可以了。

这样的事例很多，君子之党，宜其如此。斟为他们的一切行为和士张，都不是首先为一己考虑的，也不是为小圈子考虑的。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正是一种正常的同僚之间的关系，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，既不会事先对好口径，在皇帝面前“保持一致”，也不会故意表现出异同，以博得信任，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真率表露。对此，欧阳修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阐述：

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，言不逆耳不为谏，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，敢干一人难犯之颜，惟赖圣明，幸加省察。臣伏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，一旦相继罢黜，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可罢之罪。臣虽供职在外，事不尽知，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，其说不远。欲广陷良善，则不过指为朋党；动摇大臣，则必须诬以专权。其故何也?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，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一二求瑕。惟有指以为朋，则可一时尽逐。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，故须此说方可倾之。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，而一时尽逐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，而忽遭离间，必有以朋党、专权之说上惑圣聪。臣请试辨之。

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，天下贤士，争相称慕。当时奸臣诬作朋党，犹难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，并在两府，察其临事，可以辨而明也。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，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，琦则纯正而质直，弼则明敏而果锐。四人为性既各同，虽皆归于尽忠，而其所见各异，故于议事多不相从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，仲则力争而宽之；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，请急修边备，富弼料以九事，力言契丹必不来；至如尹洙，亦号仲淹之党，及争水洛城事，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，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。此数事尤彰着，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，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。平日闲居，则相称美之不暇；为国议事，则公言廷诤而不私。以此而言，臣见衍等真得《汉史》所谓“忠臣有不和之节”，而小人谗为朋党，可谓诬矣。

欧阳修的议论非常精彩，他分析了杜衍、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四位新政丰将的不同性格，谓其遇事“所见各异，故于议事多不相从”，然后举了三个实例加以说明，归结到“忠臣有不和之节”，说服力很强。

作为当事人的韩琦，对此也有准确而形象的概括：

公言：庆历中与希文、彦国同在西府，上前争事，议论各别，下殿不失和气，如未尝争也。当时相善三人，正如推车子，盖其心主于车，可行而已，不为己也。《别录》(王岩叟《魏公别录)

在具体事务方面庆历党人常常为了国家的利益各抒己见，彼此相争，但在总体方面，他们都很清楚，范仲淹是他们的核心和领袖。苏舜钦《上范公参政书》虽然是指责范仲淹卜台以后有负众望的，但他的话能够代表当时正人的心愿：

某伏观自唐至于本朝，贤者在下位，天下想望倾属，期至公相，声名炬赫，未有如阁下者。自阁下作谏官，天下之人引领数日，望阁下入两府，使天下被其赐。及阁下受谴，天下之人识与不识，皆叹息怒骂，以谓宰相蔽君怙权，不容贤者在朝，将日衰弊，无复太平之期。当是时，无此言者，众指以为愚，惟是险奸凶歼之人，嫉阁下声名出人，甚于雠寇。然驱于群议，喑呜伏毒，不敢开口，但日日窥伺阁下之失，将以快意。相次，羌贼不庭，西方用武，策画颠倒，兵帅败：殳，众谓非阁下之才，不能了此事。夭子采天下之议，用阁下于延州，果能使士卒奋厉，逆寇闻之，不敢窥境，有求和之请。时堂上有沮陷者，议者欲食其肉。某尝静思，阁下功业未及天下，而天下之人爱而关之，非人之尽受惠也，由阁下蕴至诚以康济斯民为己任，故诚之感人，如四时之气，鼓动万物，远近无不被也。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议，召阁下入政府，天下之人踊跃咏歌，若己得之，皆曰“朝廷用人如此，万事何足虑?’’日倾耳拭目，望阁下之所为。

韩琦借与尹沬做对，对自己的同僚范仲淹作出了更为准确的评论：

[韩魏]公谓：“挺然忠义，奋不顾身，师鲁之所存也，身安国，家可保，明消息盈虚之理，希文之所存也。”敢问二公，曰：“立一节则师鲁可也，考其终身，不免终亦无所济：若成就人事，以济天下，则希文可也。”

“明消息盈虚之理”，这绝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，“若成就大事，以济天下，则希文可也”正是韩琦对范仲淹领袖气质大认可。

（作者：李伟国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，中国宋史学会理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