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从苏州治水说起

一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，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)，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、年二十七岁登进士第，仁宗皇祐四年(1052)卒，终年六十有四，謐文正，世以“范文正公”尊称，遗有《范文正公文集》(下称《范集》)若干卷。生平事迹见《宋史》卷三一四本传及楼钥(1137-1217)所编《范文正公年谱》。这位潜心儒术经学，德业并重，道艺交融，而又励志笃行，高风亮节，文武兼修，以参知政事推动“庆历变法”显名，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②箴言的学者兼政治家，是帝制时代罕见的完人，千年来都是士子学人钦仰向慕、观摩学习的对象。1989一1990年间，台湾的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”和台湾大学，与苏州市政协及苏州大学都不约而同地举办“纪念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出版论文集和整理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及研究资料，苏州市并且成立范仲淹研究会，凸显学者对前贤的敬仰和怀念，肯定其历史地位，为今后的持续研究奠定优良的基石。

范仲淹一生的伟大功业，宋代以来官私记述传颂不辍，而现代著述亦汗牛充栋，专门传记及论著已有多种。近人研究多数垂意仲淹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成就一一政制的改革，地方吏治的整飭，对西夏和战的贡献一一和他在居官时所表现的高风亮节，以身作则的伟大人格等等。从仲淹政治生涯的整体来看，虽然他在朝廷的谠论直言、真知灼见都非常重要，但是他的施政纲领，特别是草拟的改革条陈，与他长年担任地方牧守，体会官僚制度的利弊和民众爱恶所得的经验，实在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按范仲淹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登进士第后进入仕途，到仁宗皇祐四年(1052)病卒徐州，三十馀年间历任大小不同官职，不过大半系充当州郡牧守或巡抚地方的京官，占去仕宦生涯三分有二，累积无数实际经验，使他不但能施展长才，发挥理想，而且洞悉行政关键，明白制度的运作，增进他的管理知识和实际行政能力。因此，他能成为卓越的政治改革家，多得益于长期从地方吏治汲取宝贵经验。这在他于庆历三年(1043)向仁宗(1023一lO63在位)上呈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寻求整顿政绩帘政积弊可见一斑。故此，要深入研究这位历史伟人的抱负、政绩，甚至其学术教育的贡献，应该注意他履职地方时的言论与施政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增进他对当世政治及其运作的认识。”

范仲淹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捩点，是在景祐元年(1034)时年四十六岁，出任故乡苏州的知府。他这项任命在当世的铨叙制度上是破格的，因为根据原则，授官要回避本籍，而他自己亦有意避嫌。不过，仲淹的情形很特殊。他二岁丧父，母谢氏以家贫改适淄州长白(今山东淄博县)朱文翰，因从其姓，取名“说”，既长，知其身世，因辞母去应天府，忍受穷困，发奋苦学，终于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O15)、年二十七岁时以朱说之名登进士第。同年，释褐为广德军(今安徽广德县)司理参军，始迎侍母还姑苏，这是他首次返回故乡。这时他请求恢复范姓，可是族人惧其争享产业，横加质难未果，到明年即天禧元年(1017)，改任集庆军(亳州，今安徽亳县)节度使推官时始获准前请。从此复姓范，用今名。此后仲淹历官各地未有重返吴中，到景祐改元，其时苏州被水患，宰执重视人才，于是例外录用为苏州知州。由于早年流落他处，仲淹对故乡怀有深挚的感情，所以履官苏州对他有无限的意义。

此后两年间，除却一度因故暂时离任，范仲淹在这个江南大郡发挥他的学识、才智、经验和能力，整治这个地区的水患，解除祸害，振兴农桑，并且开辟郡城，促进交通，开办府学，培养人才，提升学风，为时虽短，但是政绩斐然，百姓有口皆碑，而晚年更回归故里兴办义学，设置义庄，造福乡梓至巨。笔者襄前曾撰文泛论范氏与苏州地区之发展，今特点出其整治水利的成效以凸显其吏治成绩，及彰示其管治苏州的经验对他日后政绩的影响与历史地位的肯定。

二

范仲淹就任知州的苏州是开拓极早，经济发达，十分富庶繁荣的江南大郡。这个地区古代是吴国的疆土。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，以丞相伍子胥之请，在其地兴建都城，周围四十七里，开辟水陆各八门。秦时其地属会稽郡，东汉始置吴郡，从会稽分出，有钱塘江以西之地，两晋、南朝郡名相沿不改，至隋代始更称苏州。唐时苏州领有吴、长洲、嘉兴、昆山、常熟、海盐、华亭七县。宋初苏州属江南道，太宗太平兴国三年(978)改隶两浙路，领吴、长洲、昆山、吴江、常熟五县，范仲淹临政时情况如此。徽宗政和三年(1113)升苏州为平江府，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年(1217)分昆山之地置嘉定县，苏州自始领六县，迄于元代无改。自唐代起，苏州郡治吴、长洲两县，宋元时代依然。唐时苏州疆域东西四百三十九里，南北三百三十里，宋元时只有东西三百三十五里，南北三百里，较诸唐代缩减不少。

苏州的地理环境与它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。这个地区西接太湖，东临大海，东北濒扬子江，东、北、西三面地势略高，中间低洼，湖荡散布，塘浦纵横，号称泽国。外围的高地，从东北面起，昆山、常熟两县频连江海之地，由东南向西北延伸。常熟之南，东为长洲县，西为吴县。吴县之西面，自北而南，山峦起伏，拱绕太湖，如虎丘山、姑苏山、华山、天平山、黄山等。高地环绕的低洼地区，是湖泊淤积的平原，水源充沛，阡陌纵横，最大的源泉来自太湖。太湖之水，古代经由三江人海，但到北宋时，只有松江(又称吴淞)一江。松江源自太湖东南隅，东南流经吴江县，至华亭县青龙镇人海。平原之上，湖泊星罗棋布，其大者如澱山湖、练湖、阳城湖、巴湖、昆湖等。湖外又有荡、滚、淹等潴水之处，而其间有江、河、溪、塘、浦、泾、港等自然或人工水道相连，纵横交错，不可胜数。这些湖泽水道都与太湖贯通，有宣泄的功用，而东、北两面虽然地势较高，亦有塘浦贯穿冈身人海。苏州这样特殊的地形，一方面容易发生水灾，但另一方面提供优良的稻作农业环境，造成富庶繁荣的基础。

宋朝历来都极注意地方吏治，牧守必选择有才干与声望的大员充任，苏州这样重要的府郡自然如是。但是苏州知州面对的主要问题，不是修饬吏治，开广资源，而是整治水利，振兴农业，因为这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以稻米生产为主干，天旱或潦雨都会有严重的影响。苏州整治水利的重点，就地域而言可分三面：一是太湖沿岸，一是松江下游，一是常熟、昆山的塘浦。这些地方，一旦霖雨，就容易成灾，所以宋代沿吴越治水旧制，在苏州设置开江指挥，分驻于郡城、吴江、常熟、昆山等处，督率士兵及民夫从事各项水利工程，如疏导河流、开凿水道、修筑塘浦等。范仲淹莅临苏州，便立刻面临严峻的治水问题。

范仲淹奉谕出知苏州，系在景祐元年(1034)六月。楼钥编《年谱》记：“夏六月壬申，徙苏州。苏为公乡郡，地滨震泽，田多水患，募游手疏五河，导积水人海……八月，徙明州，转运使上言公治水有绪，愿留以毕其役。九月，诏复知苏州。”李焘(1115—1184)《续资治通鉴长编>>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卷一一五将其事系于同年八月丁酉条，略言：“范仲淹知睦州。不半岁，徙苏州。州比大水，民田不得耕。仲淹疏五河，导太湖注之海，募游手兴作……庚子，诏仲淹复知苏州。”据《年谱》，范仲淹前此因谏废郭皇后事被谪徙睦州(今浙江建德)知州，他之破格被调返故乡，系因苏州被水患，宰相吕夷简(979—1044)重视干才，又以其就近，故有此命。”

仲淹在《移苏州谢两府》书启曾言：“俟窜居于楚泽，尚假守于桐庐。风俗未殊，足将条教。江山为助，宁慕笑歌。鹤在阴而亦鸣，鱼相忘而还乐。优游吏隐，谢绝人伦。岂谓蒙而克亨，幽而致显。屡改剧藩之寄，莫非名都之行。宗族相荣，缙绅改观，此盖相公仁钧大播，量泽兼包，示噩噩之公朝，存坦坦之言路。”②范仲淹生长于外地，早年坎坷，年近三十登进士第后，几经波折，始能还籍归宗，一旦有机会凯旋显耀桑梓，一展抱负，当是极为欣愉之事。

宋代苏州(平江府)形势图

不过，范仲淹就任不到两月，对水患稍事整顿，即转治明州(今江苏鄞县)，到九月始以转运使言其治水有成绩，宜留以毕其功，然后再还回苏州。仲淹出知苏州如此曲折，盖因他认为其地是“祖祢之邦”，需要避嫌，故此到职未久便请求迁调。他在《与曹都官》(即曹修睦[979一lO46])一书信中有说明：“移守姑苏，以祖祢之邦，别乞一郡，乃得四明，以计司言苏有水灾，俄名乃归。”这位邀他回任的是蒋堂(980一1054)，当时是江南东路转运使。九月返苏州后，范仲淹便专注州事，直到明年三月，诏除尚书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始离开。

三

范仲淹典治苏州对地方最重要的贡献，莫过于整治水患，特别是疏浚“五河”导流太湖，泄去积水，营救灾困凡十万的民众，并且整顿田亩，恢复耕稼，由是“苏常湖秀，膏腴千里”，成为“国家仓庾”。事实上，按前揭《年谱》景祐元年条所记，仲淹莅临之前，苏州已罹大水，他立即进行整治，但尚未完工便移知明州，不过，因为江南东路转运使以其治水有成绩，所以一月后又奉诏调返。因此，范仲淹对水利事务的稔熟，和处理水灾的经验，无疑是他能续任知州，和取得辉煌政绩的主要关键。

中国是以农立国，农业生产离不了水利，故此宋代许多显名的官僚、士大夫对水利事业都很重视，有些还在担任地方官职时得以实践，将经验笔之于篇，作为后继郡守的参考。北宋的江南地区，尤以苏、常一带，开国时已是农业生产的中心，民食赋税所殷倚，因此历代地方官对农业水利都有一些经验。范仲淹本籍吴中，一向又极重视实学与时务，所以很早便留意农桑水利，汲取专门的知识。仲淹的文集收录有关水利的理论性文字不多，但是他对这方面的造诣，于出知苏州之前已占从此次崭露头角，这可见于他在天禧五年至天圣三年间(102l—1025)，在监守泰州西溪镇盐仓和移任兴化令时，主持修复捍海堰一事。

泰州今属江苏，土地肥沃，岁收丰足，惟是地势低洼，且东临大海，每遇风涛，潮水可直抵城下，郡民常被其苦。是州濒海之地，曩昔建有简陋海堰，但日久废圹不治，一旦海涛裂岸，民田便被淹没，祸害至甚。因此范仲淹在天圣元年(1023，时三十五岁)，出任权集庆军推官监西溪镇盐仓不久，见到临海田土被海水浸淫，妨害稼穑，便言于发运副使张纶(962—1036)，请修复海堤以苏民困。纶甚为称许，遂奏除仲淹为兴化令，使主持其役，但未完工以丁母忧去职，纶由是董承其事。《年谱》天圣四年载范仲淹致书与张纶言复海堰之利，此书《范集》失录，但是《长编》卷一。四，天圣四年八月丁亥条有记其事云：

诏修泰州捍海堰。先是，堰久废不治，岁患海涛冒民田，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，请修复之。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，总其役，难者谓涛患息，则积潦必为灾。纶曰：“涛之患十九，而潦之灾十一，获多亡少，岂不可手!”役既兴，会大雨雪，惊涛汹汹且至，役夫散走，旋泞而死者百余人。众哗，言堰不可复。诏遣中使按视，将罢之，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，同仲淹度其可否。今仪力主仲淹议，而仲淹寻以忧去，犹为书抵纶，言复堰之利。纶表三请，愿身自总役，乃命纶兼权知泰州，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，凡一百八十里，而于运河置闸，纳潮水以通漕。逾年堰成，流逋归者二千百余户，民为纶立生祠，令仪及纶各迁官。

根据上述，修复泰州海堰是出自范仲淹的建议，而他本人亦负责策划和监督工程。工事开始末久，不幸遭遇大雨雪，惊涛汹涌，役夫数百人没顶，官民哗然，一时停顿，并招来朝廷中使按视，几乎罢去，幸得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力保始恢复，不过未几仲淹以丁忧去职。此后，发运副使张纶董承工程，于是逾年修筑海堤凡一百八十里，并于运河置闸纳潮水以通漕运。

从这里看来，范仲淹似乎并无凸显的贡献，不过，后来有关修复海堤的记载，都提到他的功绩。例如，元成宗大德五年(13O1)，安庆路儒学正朱景新上呈的《泰州书院禁约》，便记范氏“因见濒海田土被海水侵咸，有妨耕种，乃相度此地，宜创捍海堰，以救护良田”；又说他“创筑捍海堰于西溪之东，计长一百四十六里零六丈六尺(近人考证谓应为二百余里)，其高一丈，其阔二丈，为则用砖包砌，截海水于外，护良田于内”。这可见范仲淹在离职之前，已建立工程的规模，为张纶的顺利竣工奠下良好的基础。因此，《年谱》天圣四年条言：

按《记闻》，通、泰、海州皆滨海，旧日潮水皆至城下，田土斥卤，不可稼穑。文正公监西溪盐仓，建白于朝，请筑捍海提于三州之境，长数百里以卫民田。朝廷从之，以公为兴化令，掌斯役，发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民夫治之。既成，民享其利。兴化之民，往往以范为姓。

这便是范仲淹对修筑海堤的实质贡献。《年谱》结语所云：“兴化之民，往往以范为姓”，系出司马光(1019一1086)《涑水记闻>>笔录，亦可见温公的推重。不过，仲淹是谦谦君子，在所撰的《泰州张侯祠堂颂》与《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铭》中，并无一字提及自己的创议，将兴复泰州海堰的功劳全部归诸张纶。

四

范仲淹所知的苏州，由于三面地势高耸，中间低洼，东临大海，江河纵横，湖泊密布，每逢霖潦便形成泽国，淹没良田，伤害耕稼，造成很大的灾祸。宋朝开国以后，这类灾害频仍，整治水利因此成为急务。例如，太湖沿岸的水患，在天圣元年(1023)，曾由两浙曾转运使徐奭等加以整治。他们自市泾以北，赤门以南，筑石堤九十里，“浚积潦，自吴江东赴海，复良田数千项”。庆历年间，苏州通判李禹卿，又“堤太湖八十里为渠，……其口蓄水溉田千馀顷”。此外，治水的重点集中在松江下游，和常熟、昆山县的塘浦。松江下游曲折蜿蜒，水流迟缓，很易造成泥沙淤积，妨碍泄水。宝元年间(1038一1039)，两浙转运使叶清臣(l000一1049)曾开凿盘龙汇，使其取直道而行；嘉祐年间(1056 1063)，转运使李圭等，又在盘龙汇上游另辟水道，使江水直达于海。昆山、常熟塘浦的修治工程最为繁重，因为太湖之水非松江一江能够宣泄，故此需要在苏州北部这两县以人工修筑塘浦，导水分别东流人大海，北流人扬子江。塘浦的开凿，由来已久，早在唐代元和年问(806—820)已开常熟塘；宋真宗天禧、仁宗天圣年间，苏州发生水灾，发运使张纶曾于昆山、常熟各开塘浦，以开导积水，不过并未解决问题，所以范仲淹到任后便面临严重的挑战。

景祐元年(1034)，苏州所逢的水患，又是因为久雨霖潦，江河湖泊泛滥，积水不能退，由是良田委弃，农耕失收，黎民饥馑困苦。范仲淹上任之时，情况已经不佳，故此不辞辛劳，驰赴临海灾场整治。所以他在回复罢任参知政事晏殊(991—1055)的信说：“某伏自睦改苏，首捧钧翰，属董役海上。”前揭《长编》有言“州比大水，民田不能耕”，又说他“疏五河，导太湖注之海，募游手兴作”。这里并无道出治水实况，不过“募游手兴作”一句值得考索，意思是在工程当中，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，寓救济于建设，以求一举解决社会与经济两问题。苏州的水灾，到九月间范仲淹从明州回任后，汹涌依然，为害甚剧，这可见于是时他所书的信牍。他在上揭的《与晏尚书》有言：“灾困之氓，其室十万。疾苦纷沓，夙夜营救，智小谋大，厥心惶惶，久而未济。”在上吕夷简的信又说：“姑苏之水，逾秋不退，计司议之于上，穷俗语之于下。某为民之长，岂敢曲沮焉。”因此，仲淹竭尽心智，日夜谨事，与众协力，一方面紧急营救，一方面经画浚河。

经过实地按察与详细研究，范仲淹认为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，苏州水患治本之法还是开浚昆山、常熟间的“五河”，将积水导流太湖，然后注入于海。这样的治水计划，天禧、天圣年间业已实施，是时发运使张纶便曾在其地各开塘浦，疏瀹积水人湖，不过规模过小，不够彻底，没有多大功效。范仲淹到任后，以为松江不能尽泄众湖之水，而河渠虽多，然堙塞已久，不能分解其势，所以应当疏导。因此，他亲至各海浦，监督开浚河道，每河设闸以防潮沙塞堵，由是将诸邑积水分别宣泄，东南入松江，东北入扬子江与大海。这个艰巨的工程，元丰时

(1078—1085)朱长文(1039一1089)撰《吴郡图经续记·治水》有记载：

自国朝天禧、天圣间，吴中水灾，于是命发运使张纶，同郡守经度，于昆山、常熟，各开众浦，以导积水。景秸中，范文正公来治此州，适当歉岁，深究利病，不苟兴作。公以谓，松江不能尽泄震泽众湖之水，虽北压扬子江，东抵巨海，河渠至多，堙塞已久，不能分其势，今当疏导诸邑之水，东南入于松江，东北入于扬子与海也。于是亲至海浦，开浚五河(询之旧老，云茜泾之类是也)。是时论者沮之。或日：“江水已高，不纳此流。”或日：“日有潮至，水安得下?”或曰：“沙因潮至，数年复塞。”或日：“开浚之役，重劳民力。”公以谓，江海善下，故得为百谷王，岂能不下于此?谓江水已高，不纳此流者，非也。彼日之潮，有损与盈，三分其时，损居二焉。乘其损而趋之，势孰可御?谓日有潮至，水安得下者，非也。所导之河，必设诸闸，常时扃之，沙不能塞。每春理其闸外，工减数倍，亦复何患?谓之因潮至，数年复塞者，非也。东南所殖唯稻，大水一至，秋无他望，俾之遵达沟渍，脱百姓于饥馁，佚道使之，虽劳不怨。谓开浚之役，重劳民力者，非也。于是力破浮议，疏瀹积潦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有盘龙汇者，介于华亭、昆山之间。步其径，才十里，而洄穴迂缓，逾四十里，江流为之阻遏。盛夏大雨，则泛溢旁啮，沦稼穑，坏室庐，殆无宁岁。范公尝经度之，未遑兴作。宝元元年，太史叶公(清臣)漕按本路，遂建议酾为新渠，道直流速，其患遂弭。……

以上可见范仲淹在展开工程之前，曾遭遇若干横议，认为开浚河道泄水，不但有伤民力，而且有潮至，招来积沙，数年后会复塞，徒劳无功。不过仲淹按事雄辩，力破浮言，终至于成。这次疏导的“五河”，究竟何指?工程费用又为何?上文并无提及。根据明人张国维(1595一1646)所编《吴中水利全书》卷十“水治’’条，五河应指茜泾、下张、七鸦、许浦、白茆大浦泾(同治重修《苏州府志》卷九“水利”一所记略异)，而工程一共用钱米十八万三千五百贯石云云。从上面的记载，除却开浚五河，范仲淹还经度介于华亭、昆山两县间的盘龙汇，准备浚治，不过未有兴作，谅因已奉调回京。

于范仲淹在苏州任内治水的经过，他本人在景祐二年初，当水患告一段落之时，曾上书吕夷简宰相作详细报告即《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》。这是一篇研究范氏水利经画及苏州治水的重要文献，后代水利书及地方志略多有收存，爰钞录于后：

某谘目再拜，上仆射相公：伏蒙回赐钧翰，又访以疏导积水之事，何岩廊之上而意及畎亩，是伊尹耻一物不获之心也。天下幸甚。

某连蹇之人，常欲省事，及观民患，不忍自安。去年姑苏之水，逾秋不退，计司议之穷俗语之于下。某为民之长，岂敢曲沮焉。然初未甚晓，惑于群说，及按而视之，究而思之，则了然可照，今得一二以陈焉。愿垂钧造，审而勿倦，则浮议自破，斯民之福也。

姑苏四郊略平，窳而为湖者十之二三，西南之泽尤大，谓之本湖，纳数郡之水。湖东一派弧，浚入于河，谓之松江。积雨之时，湖溢而江壅，横没诸邑。虽北压扬子江、而东抵巨浸，河渠至多，湮塞已久，莫能分其势矣。惟松江退落，浸流始下，或一岁大水，久而未耗，来年暑雨，复为诊焉。人必荐饥，可不经画?今疏导者，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，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与海也，其利在此。夫水之为物，蓄而停之，何为而不害?决而流之，何为而不利?

或日：江水已高，不纳此流。某谓不然。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岂独不下于此邪?江流或高，则必滔滔旁来，岂复姑苏之有乎?矧今开畎之处，下流不息，亦明验矣。

或日：日有潮来，水安得下?某谓不然。大江长淮，无不潮也。来之时刻少，而退之时刻多，故大江长淮，会天下之水，毕能归于海也。

或日：沙因潮至，数年复塞，岂人力之可支?某谓不然。新导之河，必设诸闸，常时扃之，御其来潮，沙不能塞也。每春理其闸外，Z-减数倍矣。旱岁亦扃之，驻水溉田，可救蟆涸之灾；潦岁则启之，疏积水之患。

或谓开畎之役，重劳民力。某谓不然。东南之田，所植惟稻，大水一至，秋无他望。灾诊之后，必有疾疫乘其赢，十不救一，谓之天灾，实由饥耳。如能使民以时，导达沟渎，保其稼穑，俾百姓不饥而死，曷为其劳哉?民勤而生，不亦愈于惰而死者乎!

《吴中水利全书》

或谓力役之际，大费军食。某谓不然。姑苏岁纳苗米三十四万斛，官私之籴，又不下数百万斛。去秋蠲放者三十万，官私之籴无复有焉。如丰穰之岁，春役万人，人食三升，一月而罢，用米九千石耳。荒歉之岁，日以五升，召民为役，因而赈济，一月而罢，用米万五千石耳。量此之出，较彼之入，孰为费军食哉!

或谓陂泽之田，动成渺猕，导川而无益也。某谓不然。吴中之田，非水不殖，减之使浅，则可播种，非必决而涸之，然后为功也。昨开五河，泄去积水，今岁平和，秋望七八；积而未去者，犹有二三，未能播殖。复请增理数道，以分其流，使不停壅，纵遇大水，其去必速，而无来岁之患矣。又松江一曲，号日盘龙港，父老传云，出水尤利，如总数道而开之，灾必大减。苏、秀间有秋之半，利已大矣。

畎浍之事，职在郡县，不时开导，刺史、县令之职也。然今之世，有所兴作，横议先至，非朝廷主之，则无功而有毁。守土之人，恐无建事之意矣。苏、常、湖、秀，膏腴千里，国之仓庾也。浙漕之任，及数郡之守，宜择精心尽力之吏，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，恐功利不至，重为朝廷之忧，且失东南之利也。

某已具此闻于相府，仰惟中丞有忧天下之心，为亦留意于此焉。干冒威重，卑情不任惶惧之至。

范仲淹这封信是回答吕夷简前书，看来夷简可能在他重返苏州之后，致函询问治水情况，而在此复书里，仲淹不但详细条列，而且感谢支持，否则便功败垂成。内容有三数要点：首先，范氏指出时论对他所建议开浚海浦河道以泄积水多有非议，以为劳民伤财，可能徒劳无功，然仲淹就姑苏地形与水势，一一驳斥以为可行，前揭之《吴郡图经续记·治水》条已为摘要。其次，仲淹对整治水利所需力役费用与苏州的经济负荷作一缜密分析。他不以为征用役夫会大费军食，因为苏郡米粮丰足，每岁纳苗米三十四万斛，而官私之籴又不下数百万斛；在丰穰之岁，春役万人只用米九千石，而在荒歉之岁，用米亦不过万五千石，故此影响不大。反之，若吝惜费用，以致水患蔓延，良田歉收，百姓饥馑，损害更巨。最后，仲淹强调治水若有效果，必须得到朝廷的支持，否则无功且有毁，因此恳请在位者谨慎选择江浙的郡守，务得精心尽责之吏员，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。简言之，这封信不但表现范仲淹对水利的知识和处事的魄力，而且还流露他的爱国忧民情怀，所以值得史家特别注意。

五

范仲淹知苏州前后虽然短短七月，但为治水竭尽职守，获得显著的成绩，为朝野上下所称许赞扬。从仲淹致吕夷简的信所言“昨开五河，泄去积水，今岁平和，秋望七八；积而未去者，犹有二三，未能播殖”看来，在他离任之时，水渗虽然还未平息，但是稼穑大致回复正常。最重要的是，仲淹整治姑苏水利的计划都获得后继地方长官的肯定，而未完成的计划亦得以陆续实现。例如宝元元年(1038)，两浙转运使叶清臣便疏导盘龙汇以通沪港人海。庆历二年至三年间(1042—1043)，苏州通判与各知县，亦致力开浚湮塞的塘沟及增筑太湖长堤，以防洪水为患。他对治水的见解，很受时论的称许。例如《吴郡图经续记·治水》条便言：

夫治水者，当浚下，下流既通，则上游可道也。范文正公尝与人书云：“天造泽国，众流所聚，或淫雨，不能无灾。而江海之涯，地势颇高，沟渎虽多，不决不下。如无所壅，良可减害，若其浚深，江潮乃来。愆亢之时，万户畎溉，此所以旱潦皆为利矣。”此智之言也。范公之迹固未远，求其旧，缵其功，不亦善哉!

自此至南宋初年，历任两浙诸郡守整治水利都以范仲淹的策略为模式。下至元成宗大德二年(1298)，当浙省平章政事集议浚决松江，僚属任仁发上书，便援引范仲淹所言，谓“修围、浚河、置闸，三者如鼎足，缺一不可。三者备矣，水旱岂可忧哉?”可见范公影响的久远。

范仲淹在苏州整治水患，振兴农桑，不但对整个地区的经济有重要的影响，对于他后来所建议全国性的政治改革，亦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苏州府县面濒东海，江河湖泊满布，阡陌纵横，农业生产茂盛，稻米尤为大宗，岁有丰收，但是由于地势三面高耸，中间低洼，每遇霖潦，便成泽国，积水不去，酿成巨大灾害，殃及民生经济。仲淹到任之际适逢大水，凭着他对水利的知识与在泰州修筑海堤的经验，随即勘察地形，进行疏浚常熟、昆山间的五大浦泾，结果将积水分别导流人松江、扬子江以至大海，解决水诊和苏复当地的农业生产。范仲淹以“修围、浚河、置闸”为主的治水经画，显然收到实效，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，而且后来两浙的地方职守，从南宋一直至元、明两代，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。

范仲淹在苏州获得的丰富经验，使他认识到江南地区水利农桑问题的严重，认为这是国家经济命脉所在，须要特别注视。因此，他在庆历三年(1043)上书仁宗言改革时便将此事提出，这见于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的第六项“厚农桑”：

臣知苏州日，点检簿书，一州之田，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。中稔之利，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，计出米七百余万石。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，乃一州所出。……曩时两浙未归朝廷，苏州有营田军四都，共七八千人，专为田事，导河筑堤，以减水患，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。至皇朝一统，……慢于农政，不复修举，江南圩田，浙西河塘，太半隳废，失东南之大利。今江浙之米，石不下六七百文足，至一贯文省，比于当时，其贵十倍，而民不得不困，国不得不虚矣。……

臣请每岁之秋，降敕下诸路转运司，令辖下州军吏民，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，可去之害，或合开河渠，或筑堤堰、陂塘之类。……如此不绝，数年之间，农利大兴，下少饥岁，上无贵籴，则东南岁籴辇运之费，大可减省。

末段的结语说：“此养民之政、富国之本也。”足见范公认为整治水利，促进农桑，使江南地区收成丰足，是百姓衣食所殷倚，国家富强之磐石。这些建议关乎民生休戚，府库盈虚，所以得到朝廷的重视，不以范仲淹罢政而废置，故此继任的姑苏牧守都以整顿水利农桑为要务。下至神宗时王安石(1021—1086)拜相，上呈“新法”为改革张本，其中为理财而制定的条目有“农田水利法”，内容有“开垦废田、兴修水利、建立堤防”等项，可以说是范仲淹“厚农桑”建议的延续。

盱衡古今，范仲淹典治苏州有辉煌的政绩，对于整个地区的发展以及他个人的事业，都有很重要和深远的影响。苏州从北宋后期即蓬勃发展成为江南的经济与文化中心，到南宋更为兴旺，以后历元明清三代而不变。很明显的，北宋中叶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除却整治水患，促进农桑，振兴经济，安定民生，范仲淹致力开辟郡城，创办府学，而晚年回里归隐又设立义庄义学，对整个地区多元化的发展，都有划时代的贡献。而且，范氏在苏州和其他州郡所获得的吏治经验，增长他对农桑水利的认识，故此，当他在庆历初年向皇帝上书言改革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其中两项便是“劝农桑”与“精贡举”，实际上是将苏州经验推广到全国。范仲淹的建议，虽然因为罢政而未能实现，但这两项目的内涵，后来又在王安石的“新政”拟案中提出；而他在苏州推行的蜩济和教育同宗的儒家理想，亦相继开花结果，造福社稷，垂诸久远．因此，苏州地区的发展与范仲淹的事业息息相关，千载之后，这个课题值得我们深思。

（作者：陈学霖，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学系教授）